眼下，刘原以教中国人认汉字为掩护，实际上做着相当于“幕僚”的工作。尽管已经过了不少日子，列宁和捷尔任斯基还是对当初第一次见到他，他戴着脚镣手铐如同上刑场的死囚，脸上却没有半点怨怼和不甘，而是闪着一双星星眼望着列宁的反差萌形象记忆犹新——好吧，对一个50岁的大叔用“萌”来形容很是违和，但是他的心理年龄要小得太多，所以行为举止有时候还是会表现出一些。
一些原来读过书有文化的中国人在和刘原的学生们交流以后，虽然都对刘原精通中国文化的程度感到惊叹，却也从没怀疑他本来就是中国人——这不但因为从外表看，他实在连一点中国人的特征都没有，“灵魂穿越”这事情又太超出一般人的认知，而且他在别的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些被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是外国人的特征。
最明显的一条是：他写起汉字来，都是横向排列，从左到右写，写满一行往下换一行，和欧洲人书写字母文字的习惯完全一样，却和当时的中国人写字纵向排列从上到下，写满一行往左换一行不同。就连他的学生们写字也被他带成了这样。这一点反而是捷尔任斯基最先知道真正的原因，未来的中国就是这样排列文字的。
还有一个比较次要的原因嘛，就是刘原的字写得不好。尽管他已经尽可能写得端正了，但是和其他中国人的“期望值”比，差距还是很大。这年头的中国人，没条件读书也就算了，凡是能读书的，第一要务就是练书法，因为科举考试对考生的字写得好这一点是很看重的，这年头离废除科举才十多年。所以，往往读过几年书的人都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而像刘原那样满腹经纶（至少在他们眼里是这样）字却写得和开蒙不久的孩童差不了多少的人却是绝无仅有，就自然把原因归结为毕竟是外国人，写中国字功力不够，再说又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缺少这个一定要练好字的动力。尽管刘原也知道“永字八法”，可却是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不过，他们有所不知，外国人学写中国字通常不会摆间架结构，经常把一个字的各部分写分家，这个问题刘原倒是从来没有。
至于刘原写的大多数都是简体字倒不能算，这年头繁简并用，简体字并不认为是错字，最多就被当作是草书了。
他们哪里知道，即使同样是中国人，差了一百年，就有很多地方大不一样了。
但是还有一点，却是哪怕过了一百年都没有改变的，那就是中国人的一项种族天赋——种菜。说来也很有意思，就算在刘原穿越之前的现代中国，即使是那些从小在城市里生长，从没干过农活的中国人，到了特定的环境中——没有蔬菜吃的地方以后，都会“觉醒”这一项天赋技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说驻扎着国际维和部队的国家，如果哪个军营外面开辟有菜地，不用问了，这一定是中国维和部队的驻地。还有中国人的太空探索中也必定带上各类植物种子观察其在太空中的生长情况，被网友们戏称“到天上去都没忘了种菜”。至于守卫海疆的边防部队在海岛上设法种菜，海外留学生走到哪里种到那里，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人的另外一项种族天赋就是——什么都吃，起码在外国人眼里是这样。
说起来，当时还没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说——这项号召是从1919年5月才被提出的。但是，自从到了莫斯科，哪怕还处在被监视的环境中，刘原就想办法趁天气还不冷，想方设法在住处外面种了一些绿叶蔬菜，至于品种，只能就地取材，弄得到什么就种什么了。刘原心里还想，今年来不及了，等到明年开春再想办法去弄点种子，种些生长期比较长的蔬菜，比如土豆、黄瓜、西红柿、甘蓝、红甜菜之类。
之前尼古拉二世还是沙皇的时候，就喜欢做一些比方说用木头制作小玩意之类的事情（就像中国的朱由校？），所以别人看了倒也不觉得太过奇怪，甚至那些看守他的人还把这看作他自觉愿意接受劳动改造的表现。最多家人们心想，这本来只是业余爱好，现在却沦落到要靠这个生活的地步，不免有些唏嘘（明朝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的皇后钱皇后也有类似经历，从前刺绣一些东西为了自娱，后来却不得不把这些东西拿去换钱）。
当初，刘原带着女儿们采集莓果的时候，还在树上看到一样中国人很爱吃但很少有外国人想到去吃的东西——木耳！
实际上，木耳在全世界分布地区颇为广泛，但是会去吃它还有意识去种植它的人恐怕只有中国人。它在很多树上都能生长，其中有一种是白桦树，这正是俄国非常常见的树种。于是，刘原把看到的木耳摘了回来晒干，过后做汤的时候放到汤里。家人们刚开始吃还不习惯，吃过几次以后却也觉得味道不错。他们也问过刘原是怎么知道这东西可以吃的，刘原只能说是以前偶然听说的——那时候刘原还没开始给中国人上课，要不然倒也简单了，就说是那些中国人告诉他的。毕竟人的记忆不可靠，常有一个人还记得某件事其他同样在场的人却忘了的情况，他们就理解成这事情刘原听了还记得，其他人忘了，所以倒也混过去了。
刘原也知道木耳不是什么时候都采得到的，天冷了就没得摘了，于是他趁现在还有，把吃不完的晒干了的木耳保存起来。心里也在想，等到明年天气暖和了，想办法弄点木头来自己种，长过木耳的树最合适，菌种都有了。
此时，刘原却又想到，除了自己吃，木耳还可以派另外一个作用。
欲知是什么作用，且听下回分解。
